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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推官祁彪佳抗疫的规则之治


  庚子鼠年。新冠病毒突袭人类,一场规模空前的阻击战不期而至。“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,涌现出了许多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。这其中,不乏人民法官的身影,他们或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,或善意文明执行,实现抗击疫情和保障民生两不误,或深入社区、交通枢纽进行疫情防控,乃至逆行在疫区提供志愿服务。所谓异趣而同归,古今一也。时间回溯到300多年前的明末抗疫战斗中,同样也有这样一位以天下为己任,救民于水火的“法官”,他就是曾任福建兴化府(现莆田市)推官的祁彪佳。

  祁彪佳出身越中大族,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,彪佳自幼徜徉书卷之中,兼之禀赋非凡,因此天启二年(1622年),20岁就中了进士。次年任兴化推官,专掌刑名,到任之初,因为年少的缘故,官署同僚认为其“少年得第,必恃才凌物,不肯详求民隐”,市井人物则认为其“少不更事,单纯可诳”,故无论是官吏或百姓都对其较为轻慢。数月观察后,祁彪佳对当地风土,狱情钱谷,洞若观火。当审理案件时,祁彪佳惩治狡猾的不良胥吏;禁止世家大户兼并土地,欺压民众;杜绝贿赂,清正廉洁;判案剖决精明,无冤抑之事,官民都大为畏服。除了善于明断是非,祁彪佳还长于撰写判词,其判牍逻辑严密,说理透彻,文辞优美,斐然成章,为后世称颂。汇集祁彪佳初为推官四年间写成的约1300道判词而成的《莆阳谳牍》一书,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优秀判例判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全文编成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历代判例判牍(全12册)》的第五册。能在收录中国古代先秦至明清代表性的判例判牍文献编成的12册判例集中独占一席之地,足见祁彪佳的卓越司法才能。那些闪烁着其侦破、审理疑难案件智慧光芒的判词,对于今天的司法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。

  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典范,祁彪佳胸怀家国天下,身居庙堂则匡扶天下,运用审判权维护社会公益,即便退隐乡间亦初心不改,致力爱护黎首。祁彪佳所处的崇祯一朝,政府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北方外患、频发的自然灾害和烽烟四起的农民起义,内外交困,对于肆虐的疫灾,无力亦无暇赈济。民众求助无门,只能坐以待毙。如“崇祯九年(1636),从春至夏,越中痢疾盛行,死亡相枕藉,有阖户僵卧无一人治汤药者。”“崇祯十年(1637),杭州大饥成疫,遍处成瘟,死者甚众。”“崇祯十三年(1640)六月,浙江大疫,十室而九。”“崇祯十四年(1641),大旱,民人饥,疫。鬻子女,售田舍,野有饿殍。”危难之际,以侍养母亲为名告归多年的祁彪佳挺身而出,承担起赈济的重担,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救助百姓。

  延医施药

  祁彪佳的日记中描述了这样的景象:“盖彼日烧桂煮玉,即无事不能一果腹,一旦踣卧,那复有囊中钱,以故望一匕如九转丹不可得,头才岑岑通,生理便尽”。即荒疫并行,物价飞涨,百姓无事尚且不能求温饱,何况生病,更是无钱寻医问药。为了让受灾的民众能及时获得诊治,祁彪佳联合当地乡绅,创设慈善病坊和施药局,免费为民众提供医药和诊治。

  为了使延医施药规范有序,以便惠及更多灾民,祁彪佳事先与其他乡绅多方协商,草拟延医募药规范九条,内容包括:立捐助名录簿分发十人遍传,随意捐助,多寡勿拘,募完之日,将捐助者名号刊刻成书,以表彰善举,激发民间的捐助热情;延请龚太宇、张景岳、凌敬泉、吴竺、徐昱峨、王培元、傅会宇、王澄阳、唐九友、童五莱、秦亦仁、吴兴参等越中名医,每日轮两名医生至药局当值问诊,每人以六日为期一换,轮流为民众诊治;医局设于水陆交通方便之处,便于携载诊视;病者或在危急,不能扶携,须遗家属详语病繇,以便付药;医生每日早至,傍午而散,不得再应别家延请,以防止病者过午往返溽暑中,病情加重;医生仅诊治,办药由志愿者轮流按约负责;建立诊脉档案,复诊时,可简阅旧方,斟酌增减;按先后顺序分发看病筹五十枝,取药筹百枝,照筹为序,避免拥挤踣跌;药局备桌椅,以备病者憩息。此外,为了广募医药,让更多民众获得药剂,祁彪佳还致书乡贤王云岫、徐日观、赵伯章,乞募药,甚至顾不上颠簸劳累,在晚归的舟中作书,与张介子广募药资本。同时代文学家张岱曾作《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》一诗赞其施药救民的事迹:“昨日残冬天不闭,辟历一声走群厉,夏来疫气填村市,亦效市人欺贫子,灯昏室暗飞蠛蜢,阖家僵卧呼天公,日无薪水夜无箦,梦想不到求药石。宰官道念切恫瘝,百草辇来聚若山。药王乱掣天医簿,岐伯不至雷公怒……医者闻名药闻气,残喘皆能起床第。须臾全活几千人,仁人见之皆效颦。因思世界尽如此,死兵死赋均死耳……敢借宰官医国手,天下精神尽抖擞。”

  在祁彪佳的带动下,乡绅大力支持,纷纷慷慨解囊捐资捐药,使延医施药得以长效,万余民众获得救助。施药的良好成效,得到了多地仁人响应效仿,因之获救的患者更是不可数计。

  施粥掩骼

  古代疫灾绝大多数继发于自然灾害之后,由于灾民缺乏口粮,营养不良,免疫力下降,增加了疫病发生扩散的可能。向灾民提供粮食是非常关键的赈济措施,“救荒法,如煮粥者善”,设立粥厂施粥曾广泛推行。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面对越中大水引发的疫灾,祁彪佳与明末大儒刘宗周分区赈米,设粥厂施粥,病者药之,死者埋之,深山穷谷,无不亲历。同时代著名学者张履祥在《杨园先生全集》卷三十一《言行见闻录》中记载:程子云,一命之士,苟存心济物,于人必有所济。祁先生实心干事任也。赈济之日,寅而出,酉而入,以粥担,医生自随,郡中既设法赈济,穷乡深谷无不至。遇饥者,先与之粥,病者,与之药,因与之米、麦、银、钱有差,死者为棺。日行数十里不知倦,虽污秽臭恶死人之旁,必躬亲,力有不及,以门人子弟分任之,不及僮仆,僮仆负担而己,日力既尽乃己。是日所持钱米既尽,又称贷以给之,方快。少有所余,意怏怏不乐也。其济一人,真切如此。”为了避免无计划的施粥可能造成的灾民大量涌入,催生疫情扩散,祁彪佳还倡行由僧人担粥于街巷分施,以及在多地分散设立粥厂,向灾民施钱以买粥等灵活多样的施粥方法。疫灾流行之时,染疫人数众多,多死道路,无棺以葬,形骸暴露,腐臭熏蒸,对疫病的流行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因此,及时埋葬死者可以起到有效减缓疫情扩散的作用,避免因之造成的疫情大规模流行。辛巳荒年引发大疫,饿殍载道,祁彪佳置买义塚山,托僧侣监看,保证深五尺,培土掩盖厚实,祁彪佳日记记载:“某门某村之尸棺,责成于某寺之主僧,埋不深、掩不厚者,挨日察究”。此外,因越中通水处多,祁彪佳还设舟收尸。“午后同三宜师沈求如先生、李含章兄至寓山,旋向领头菴后卜义塚地,仍至繫珠菴与无迹师晤谈,乃归本原。师适驾掩骼之舟以来,予即托其先掩柯山一带浮棺,每日斋饭予独供之。”这些买山掩骼的义行,既减少了疫病的传播,也体现对人的尊严和伦常的尊重,形成了良好的带动作用,许多士绅大户和好善者也纷纷加入捐资掩骼的行列。

  稳定秩序

  安定的社会秩序是有效抗击灾疫的重要条件和内容,祁彪佳主要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。

  首先,祁彪佳注重发挥民间力量,以身作则,带动乡绅、富者出资出粮,就近赈济灾民,力行慈善,通过仁义感化及资源的合理分配,有效地缩小地方间的贫富差距,调节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,使地方间的富者贫民形成和谐的关系。

  其次,提倡将古代行之有效的治安政策,即保甲制度用于抗疫,其主张:“编甲之法,向为弥盗设也,而救荒亦即在其中。设之而弥盗,犹不无督责之意,故其取效未免少迟。若以此救荒,则编次之间,便寓拊恤之道,民情乐趋, 其效在旦暮矣。”祁彪佳认为,保甲制度如果应用得好,可以起到有针对性地隔离、明确赈济对象、分派救助物资、震慑奸宄,促进地方秩序稳定的作用。事实上,在我们今天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,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封城、封小区、居家隔离和出入证制度,其措施渊源中仍多少有着传统保甲制度和街坊制的影子。同时,为了克服保甲制度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足,祁彪佳强调“首重得人”,主张“讲行荒政,全在得人,任得其人,则能每事随宜措置,不至乖疏;任非其人,鲜不败事”。通过推选德才兼备的人去担任保长等,从而行之有效地发挥地方自治救济的作用,减少公共资源不必要的使用,以便能在最需要的地方着力。

  第三,对于疫情期间的不法行为,祁彪佳主张禁之于早及乱世用重典,“凡以借贷为名,便是抢夺之始,侦探捕擒,岂容私告发之后乎”,体现了注重预防犯罪,消弭于其未发的思想。对于人数众多的不法行为,祁彪佳强调要分清主犯及余党,严惩为首的奸民,余党宽之。在有策略地分化,以小的代价实现人赃现获后,当场申明必立毙之刑,使余党云飞鸟散,其后杀首恶一二人,以安千万人。为了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粮食等物资的供应,祁彪佳还注重官方及时发声,打击谣言,并请官方在城在乡多给告示,如有捏造讹言及强借强籴,亦申以立刻取死之例。

  设救荒法

  荒政,是指中国古代救济灾疫的政策、法令和制度。由于中国古代灾疫多发,救荒之法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,也有着长足的发展,但呈现出散落零星之状,隐藏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之中,如何让救荒之法从故纸堆中走出,如何将历代及自己总结的成功救荒经验推而广之,以应对不断的海内灾疫,自崇祯十四年起,祁彪佳开始摘录荒政记录,“凡有一法之可师,一言之可取,俱行辑录,用备采择”,即便其中“有宜于古未必宜于今、宜于彼未必宜于此者,亦且胪列毕备。此如设方治病,不以无病而遂没其方”。在历时一年精益求精的收集和总结下,一部汇聚前人及自己救荒经验而成的通论式荒政著作《救荒全书》完成。全书共18卷8章150则,收录了国史、经、子、文编等共36种,以及明代所刻赈史、荒赈、凡例20余种,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、文化、宗教等方面。全书涵盖了灾前防御储备、灾中救济应对、灾后的告成推赏等环节,集中体现了作者未雨绸缪的救灾思想,灵活多样的救助方式,注重保养发挥民间力量,推崇就近赈济的荒政思想和主张,为后世救荒思想的发展和灾疫救济提供了有力的借鉴。

  如书中提到“救荒使者奉命而出,竣事而还,关系最为重大,钱谷极宜清楚。支发既多端,稽核必须撤底,务使漏卮尽杜,沟脊皆甦,上报天子,下慰士民。”强调赈济事务透明和公开的重要性,尤其是会计赈米数及钱两,对于今天抗击新冠疫情中,慈善机构应及时公开捐赠款项的收支管理及物资分配去向,或许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
  启示

  祁彪佳的抗疫事迹,或许可为后世提供以下启示:

  知行合一,经世致用。作为明代传统士大夫的典范,身受阳明心学影响的祁彪佳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,他奉行其父祁承爜“吾儒聚书,非徒以资博洽,犹之四民所业,在此业为世用”的教导,渴求通过学习古代经典,来经国济世,学以致用,即便退隐乡间,仍然不忘使命,积极运用所学保护疫灾肆虐之下的民众。通过抗疫实践,其又进一步深化了对救荒的理解和认识,加以总结汇编,为后世抗疫提供理论指引和方法借鉴,善莫大焉。

  周密部署,规则之治。抗疫涉及医疗、食品、交通、卫生及治安等社会的方方面面,是一项系统性工作,也是对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,救之者若有心无术,很可能会救民不成反扰民。作为抗疫主持者,祁彪佳善于以全面视野、科学方法进行周密部署。从推官开启职业生涯的祁彪佳在抗疫过程中,尤其注重规则之治。坚持规则预置、遇事循规、依规处置、严守规则。无论是医疗机构地点如何选择,医生如何轮流诊治,施药的费用如何募集及使用,医疗档案如何撰写,或者如何有效施粥,甚至染疫死者尸体如何掩埋,疫情期间的不法事件如何处置等,均有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规则和制度,从而保证了抗疫工作的实效。

  发动民众,群策群力。疫灾面前,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,祁彪佳善于调动全社会资源,发挥民间力量一同参与抗疫。身体力行之外,祁彪佳还与周边士绅齐心协力。在其带动下,大批越中士绅参与其间,或捐资施药、施粥、捐棺,或主持粥厂、医馆,普通民众乃至僧侣都积极担当治安工作,实施参与分粥掩骼。正是由于民众的积极参与,才形成了有效的抗疫慈善救助网,有效减少了疫灾造成的损失。

  (作者单位:厦门海事法院)